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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果粉们为Apple Pay狂欢时，在大洋彼岸，苹果公司却在为保护用户数据的“后门”技术与FBI鏖战。 事件的起因是FBI捕获了去年圣贝纳迪诺恐怖袭击案的嫌疑人Syed Rizwan Farook的苹果手机，FBI认为其中可能有Farook与ISIS联络的线索，向苹果公司提出解锁Farook的iPhone却遭拒绝。苹果CEO库克为此也发布长文坦然：“即使这样的拒绝是违法的，苹果也要用尽一切努力保护用户的资料，守住对用户的承诺。”库克与FBI的战争焦点，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 库克在声明中说，就圣贝纳迪诺枪击案，苹果响应了FBI请求，提供了所拥有的枪手手机数据以及技术建议。美国司法部解释了库克的“配合”的细节：苹果和联邦调查局技术人员商议，提供了4项建议，包括让涉案手机自动备份，把手机内数据载入苹果云存储空间；获取涉案手机先前所作备份的数据。只是这些建议或者不可行，或者无法获得手机内最接近案发时段的数据。 ![]() 人们在为圣贝纳迪诺恐怖袭击案遇难者祈祷。/Getty Images
从2014年苹果手机发布的iOS 8系统开始，苹果已宣布不再给FBI等调查机构提供解锁技术，即便警方有搜查证。iOS8系统利用一种叫做AES的强大算法，给每一台手机加上了由256字节的0和1组成的密钥，加密后的数据只能通过用户自己的密码才能解锁。在手机离开工厂后，苹果也不保留密钥的副本，如果FBI硬要穷尽密钥序列“暴力破解”，即使是地球上所有计算机同时运算，可能也需要几十年时间。此外新系统还有一个保护数据的擦除功能，在FBI尝试几百万次后解锁成功之前，手机可能会启动保护程序擦除所有数据。 新系统的加密技术显示了苹果对用户隐私强硬的保护态度，这一切发生在斯诺登泄密事件后，公众对科技公司保护个人信息产生普遍忧虑的背景之下，不仅是苹果公司，谷歌耗时数月、花费数百万美元与雅虎邮箱合作，为其电子邮件、搜索关键字及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数据中心之间的信息流进行了加密。这也是众多科技公司用于保护用户隐私的最后一张王牌：让设备越来越难以入侵。 FBI此次索要的解锁技术不同于暴力破解，而是一个降低保密系数的定制系统，这将违背苹果对其用户的承诺。
但FBI这回没有找黑客直接入侵Farook的手机，走法律程序寻求苹果的技术协助，要求的是一个永久性解决方案：一个可以禁用或绕过数据擦除功能的定制手机系统，同时允许FBI通过无线协议或电话的物理端口链接手机，直接获取密码，也就意味着为FBI打开所有iPhone手机数据的“后门”。 尽管FBI强调，这个“后门”技术目前仅用来破解Farook的手机。但库克指出，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安全后门”，这种只对FBI和收件人开放的数据加密方法存在致命缺陷。这一缺陷早在1994年就已被美国计算机科学家Matthew Blaze证实。当时32岁的Matthew受雇于政府资助的AT&T实验室，负责研制克林顿政府大力倡议研制承载后门技术的Clipper芯片，一种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设计的加密密钥，允许FBI等其他调查机构访问。Matthew对Clipper芯片及其密钥托管机制进行严格审查后发现，这种后门技术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所谓密钥托管是三方协议传输，其中一环如果有问题，密钥就有可能泄漏。而Matthew在尝试攻击这个托管机制后发现，Clipper的协议传输存在身份验证的漏洞，只要黑客有足够的计算机技术，同样可以进入只有FBI能访问的Clipper芯片数据。 在Clipper芯片的漏洞没有填补的状况下，只要在一部苹果手机上打开“后门”，这一技术就可以被无限复制到其他手机上，打开其他用户的资料库，彻底降低手机系统的保密系数。iPhone手机用户遍布全球，无法保证“为谁所用”才是库克所担忧的真正的风险。 ![]() 2014年6月2日，苹果公司在旧金山推出了新一代操作系统iOS8。/CFP
《全令法案》不是司法管辖权的万能药，同样有执行条件的限制。
《全令法案》这部存在了200多年的法律，脱胎于英美法系中的令状制度，而美国是最早将令状原则的精神和要求上升到宪法高度的国家。1791年《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公民的人身、住所、文件和财产不受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只有基于由宣誓或确认所支持的合理依据，并且详细描述所要搜查的地点、要逮捕的人以及要扣押的物品后，才能签发司法令状。”因此，令状原则之一就是执行机关必须向法院提出足以构成“合理依据”的证明，避免侦查机关滥用职权。 尽管经过不断修订《全令法案》，现已精简为两条核心条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高法院和所有由议会建立的法庭，可以发布必要或者合适的强制命令，以协助施加管辖权”，以及“只有由有管辖权的法院法官或法官签发”。但它的发布实施同样遵循令状原则，包括提请法院的“合理依据”。 “合理依据”正是1977年“美国诉纽约电话公司”一案的核心。1976年FBI调查发现，纽约一家非法赌博公司正在使用“两个不用号码进行进一步非法活动”。FBI要求在纽约电话公司的四岸花线路上安装监控记录器，并通过操作该装置记录特定电话线路拨出的所有号码。纽约电话公司拒绝了这一要求后，1976年3月19日，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按《全令法案》授权法官发布强令，要求其协助FBI的调查。纽约电话公司不服，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多数法官认为，FBI特工提供的证据线索可作为1977年《全令法案》实施的“合理依据”。 但相比此次苹果与FBI的抗争，《全令法案》所适用“合理依据”并不等同。1977年，在科技相对落后的现实情况下，法官更倾向于相信特工的证词。而在今天，苹果的技术可以支持FBI检索储存在iCloud数据，Farook手机最后一次备份是在2015年10月19日，这就意味着FBI已经访问了10月之前的备份数据，但并没有掌握Farook与极端恐怖分子的联络证据，因此FBI并没有掌握提请法院执行《全令法案》、强制苹果降低系统保密系数的“合理依据”。 除此之外，《全令法案》的实施有两个明确限制，首先它的发布实施不能违背宪法和普通成文法，其次不能增加协助调查的第三方机构以“不合理的负担（Unreasonable burden）”。 ![]() 2015年6月1日库克在华盛顿电子信息隐私中心会议上远程出现，强调保护用户数据。/Jenifer Morris
正如库克在致用户的公开信中所述，要求苹果公司破坏用户隐私协议，给现在的加密系统配备随时可以给FBI用的弱化算法，无疑对于协助调查的第三方苹果公司来说，就是“不合理负担”，即使1977年FBI也没有要求纽约电话公司造出一种新的电缆协助调查。2016年在加州地方法庭发给苹果公司的法庭命令的最后一段，法官写道：“如果苹果公司认为这是‘不合理负担’，可以在五个工作日内申请法院救济。”也让这场与FBI的战争变得更加有趣。 不能违宪，不能违背成文法是《全令法案》的底线。《通信协助执法法》明确规定通信公司没有保证政府实现解密的义务。
苹果有底气拒绝FBI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全令法案》不能越过普通成文法来强迫实施。自1994年国会通过的《通信协助执法法（CALEA）》中明确规定了私营公司在FBI的监听行动中提供协助的界限。该法第103节“协助能力要求”规定：除运营商给用户提供加密通信、处理解密所需的必要信息之外，通信运营商没有解密或确保政府实现解密的义务。由此可见，该法律考虑到密钥托管制度可能引发的隐私保护争议，所以更倾向于通过规定通信服务提供商的协助解密义务，但是仅以其持有解密信息或解密密钥为限，并不包括更改技术确保FBI具有解密能力的责任。 2015年10月，在纽约布鲁克林一起涉及枪支和毒品的调查中，苹果被要求提供嫌疑人手里 iPhone 的短信消息，苹果辩称iMessage是加密的，因而无法合作。FBI提请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按《全令法案》强制苹果配合调查，当庭法官James Orenstein却表示，与1977年“美国诉纽约电话公司”案件不同，纽约电话公司是一个公共机构，而苹果是一家纯粹的私企，它有权在面对执法竞争利益时选择把客户的隐私利益放在前面。 ![]() Google爱荷华州康瑟尔布拉夫斯11.5万平方英尺的数据中心。/Google
苹果律师Jeffrey Landis与Orenstein的立场相同，在案件的简报中写道：《全令法案》的触角不应该伸得如此之远，强迫苹果这样的私营公司充当美国政府的代理人、在一台政府所拥有的设备上执行司法操作。因此，2015年苹果选择的解决方案是提供了一个第三方软件，备份出了手机中的数据。 与苹果站在同一战线的还有微软。2014年4月美国司法部因一起犯罪案件透过法院发出搜索令，要求微软交出储存于爱尔兰服务器上的客户资料。目前，许多美国科技公司将国外用户的数据保存在美国国外，以保护用户隐私。过去两年，微软一直拒绝纽约地方法院和上诉法庭的裁决，将继续上诉。 与微软数据库至于海外不同，这次事件发生在美国本土，关系的是用户的切身利益，必将引起大规模关于网络通信加密与解密的公开辩论，或许会推动联邦立法。这场与FBI的硬仗，苹果或许还有希望。 参考资料Tim Cook，(2016)A Message to Our Customers. United States Magistrate Judge, (2016) SB Shooter Order Compelling Apple Asst iPhone. United States v. New York Telephone Co., 434 US 159 - Supreme Court 1977.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New York. (2014)IN RE ORDER REQUIRING [XXX], INC. TO ASSIST IN THE EXECUTION OF A SEARCH WARRANT ISSUED BY THIS COURT BY UNLOCKING A CELLPHONE. JAMES ORENSTEIN, (2015), IN RE ORDER REQUIRING APPLE, INC.TO ASSIST IN THE EXECUTION OF A SEARCH WARRANT ISSUED BY THIS COURT. Matthew Green, (2015), A history of backdoors 题图:The Apple store on Fifth Avenue is seen on January 26, 2016 in New York City.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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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6-2-23 09:18:36
狗仔卡
